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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向“生物剽竊”行為宣戰 ——長達數十年的締約談判或將畫上休止符

發布于:

2024-05-2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

5月13日至24日,聯合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專門機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各成員國代表在該組織日內瓦總部參加為期近兩周的外交會議,就擬議的“關于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條約”進行最后階段的談判。

有媒體預測,在此次會議期間,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各成員國或將締結一部關于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國際法律文書,這將有助于遏制“生物剽竊”行為。還有媒體稱,這是聯合國及其知識產權保護機構向“生物剽竊”宣戰。

有望締結法律文書

“生物剽竊”是中國和許多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問題,也是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環境法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所謂“生物剽竊”,一般是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研究機構以及其他有關生物產業的機構憑借其生物技術上的優勢,未經資源擁有國及土著和地方社區的許可和同意并在缺乏補償和利益分享的情況下,利用這些國家豐富的遺傳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在物種、糧食和醫藥等領域進行研究和用于商業開發,進而利用西方現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主張財產權,完全不考慮資源提供國、提供者的利益而獨自獲利的行為。

一些發達國家對“生物剽竊”的用語持保留意見,但這一行為確實有違全球分配正義,也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實現。

5月13日至24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各成員國代表在該組織日內瓦總部參加為期近兩周的外交會議,就擬議的“關于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條約”進行最后階段的談判。 (資料圖片)

中國遭受“生物剽竊”的案例不勝枚舉,比如云南的獼猴桃,到了新西蘭稍加改進,變成奇異果。目前,新西蘭奇異果出口量占國際市場70%的份額,而原產地中國卻分文未獲。在世界范圍內,“生物剽竊”行為也層出不窮。有國內專家指出,在發達國家強調要把某些剽竊行為,例如盜版罰得傾家蕩產的時候,他們也要認識到,“生物剽竊”“生物盜版”利用我們的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卻不給我們任何回報,也是一種盜版、一種侵權。

為限制“生物剽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曾于1988年主持開啟了《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政府間談判,并于1992年獲得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一次明確了生物遺傳資源具有國家主權,規定了獲取生物遺傳資源必須征得提供國的事先知情同意,并在共同商定條件下,與生物遺傳資源提供方公平公正地分享由于利用此生物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惠益。為了使“獲取與惠益分享”原則具有可操作性,《生物多樣性公約》各締約方于2010年達成了《生物多樣性公約關于獲取遺傳資源和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產生惠益的名古屋議定書》(以下簡稱《名古屋議定書》)。中國也是這兩個國際協定的締約方。

《生物多樣性公約》《名古屋議定書》等一系列國際協定的通過,有助于完善遺傳資源“獲取和惠益分享”國際規則和制度體系,保障了遺傳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提供者的權益。然而,在國際范圍內,“生物剽竊”并沒有減弱。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小勇看來,近年來,盡管一些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制定了規制遺傳資源獲取和惠益分享的立法等措施,但由于欠缺執法經驗、存在監管漏洞等諸多原因,“生物剽竊”行為仍然無法得到有效制止。

針對“生物剽竊”頻發態勢,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發展中國家不斷尋求推動國際法律制度的全面設立和有效實施,以管理遺傳資源及其相關傳統知識獲取、利用和惠益分享行為,保障遺傳資源及其相關傳統知識提供者權益。

來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中國辦事處的消息稱,全球各地的1200余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代表、觀察員和其他利益攸關方已注冊參加5月13日至24日在日內瓦舉行的外交會議。

在此次會議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或將圍繞《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國際法律文書(草案)》核心條款展開談判,以實現締結一部關于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國際法律文書的目標,進一步遏制“生物剽竊”行為。

進入最后談判階段

有報道指出,此次外交會議的召開,標志著遺傳資源所涉知識產權問題的國際立法進入最后階段——談判階段。這其中實則經歷了一個非常復雜和曲折的過程。

此前,《生物多樣性公約》《名古屋議定書》將包括中醫藥在內的遺傳資源、傳統知識應當與知識產權制度相銜接的問題,正式擺到了各國決策者面前。1999年,遺傳資源所涉及的知識產權議題被發展中國家提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相關議程,以期解決“生物剽竊”問題,以及確保實現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惠益的目標。

200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立“知識產權與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學藝術政府間委員會”,持續探討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保護與知識產權制度的銜接問題。

經過20余年的努力,2022年7月21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大會決定,最遲于2024年召開一次外交會議,以締結一部關于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的國際法律文書。

截至目前,遺傳資源所涉知識產權問題國際立法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目前正值最關鍵的以締結條約為唯一目的的談判階段。

據了解,在正在舉行的外交會議上,各成員國代表談判的基礎是“知識產權與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學藝術政府間委員會”主席伊恩·戈斯編擬的《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國際法律文書(草案)》。

張小勇指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對該草案的目標、披露要求的客體、內容和觸發點以及未遵守披露要求的后果等關鍵問題仍存在分歧,外交會議談判能否解決這些分歧依然具有不確定性。

也有專家指出,此次或將締結的國際法律文書“具有象征意義”,因為這是第一次在知識產權文書中提到與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

與此同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各成員國圍繞上述議題進行的長達數十年的談判或將畫上休止符。

中國深度參與討論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是否有必要通過談判推出有形的成果或者締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因此,對于在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議題上擁有核心利益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此次外交會議的成功召開,已經代表了多邊主義的勝利。

包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鄧鴻森在內的多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專家認為,正在審議《知識產權、遺傳資源和遺傳資源相關傳統知識國際法律文書(草案)》的此次外交會議,有望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領域長達20余年的國際新制度構建進程畫上圓滿句號。

“召開外交會議的決定,不僅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余年來復雜談判的一個突破,也是多邊主義的一個勝利。本著這種進步、協作和充滿活力的精神,我期待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各成員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共同邁向圓滿成功。”鄧鴻森說。

我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和遺傳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在2008年修改專利法時引入了遺傳資源保護的有關規定,并在實施中取得了一些成效。

張小勇認為,作為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保護方面的重要利益攸關方,同時作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導的知識產權國際立法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中國在過去的20年內深度參與了“知識產權與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學藝術政府間委員會”的討論,對推動討論取得進展貢獻了力量,必將以更具建設性的態度參與此次外交會議的磋商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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